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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的汇率风险该如何防范

07-23 外汇配资

    编者按/中经智库由中国经营报社创办于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其智慧支持单位。智库是由中外经济、金融、社会、政法、文史哲等领域专家组成的经济研究和服务机构,以“洞察商业现象、解读经济规律、前瞻全球战略、助推中国经济发展”为己任,从世界和历史角度全方位观察、分析、研究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现状,为企业和政府提供理论、策略、方法及渠道支持。近期,中经智库组织了一批对澳洲、美洲、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金融、国际关系熟悉的专家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的课题研究,希望通过“启程·思想者”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文评选活动,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与长效助力。2018年中经智库将开启全面推进模式,陆续产出有关行业、国际化等相关细分领域专业型报告、论文;定期发布中经智库研究成果,分享智慧,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自2013年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越来越紧密。数据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比重,从2011年的24%增长到2016年的38%。比如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作为唯一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全部国家和地区的跨境出口B2C电商平台,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用户占比就已达到了45.4%。那么伴随着与沿线各国跨国贸易的增加,汇率风险也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为了帮助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更好地实现全球化,8月23日,中经智库联合《中国经营报》举办了“‘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汇率风险及防范”这一话题,来自对外经贸大学并任中国民生银行高级金融分析师的刘明彦为大家做出了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从地区分布来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本是一致的,而且是平衡的。”刘明彦表示,“根据2013年到2016年的累计投资来看,我们投资比重最大的地区是欧元区,主要国家是意大利、德国、法国这些大国,也有像卢森堡这样的小国家。在新兴市场国家里,排名第一的是俄罗斯,其次是以色列,之后是新加坡、巴基斯坦等。整个‘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中,中国真正有投资影响的国家大概有20多个。所以我们就以主要的几个投资地区进行一下研究分析。”

    “欧元区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最大的经济地区,而欧元也是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我们研究主要国家的汇率的时候,都以美元的涨跌作为标准来判断其风险。当然也可以不选美元,选黄金也可以,只要你有一个惟一的标准,就可以判断一个币值的波动。”刘明彦介绍道,“在欧元发行之初,它对美元有一段强制的升值过程,因此在2000年至2009年这段时间,欧元是保持强势地位的。但2007年以来,受南欧成员国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欧元兑美元由1.6最低跌至1.04,贬值35%。”

    对于欧元成员国的债务违约风险出现的原因,刘明彦则认为其主要是由于欧元区的货币统一与财政独立的矛盾。“一方面是一些国家财政的放任,或者说不受约束;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没有货币发行权,这就意味着无法通过印钱来稀释债务,最终导致其难以偿还。实际上统一货币的问题,在设立之初,就有英国的经济学家提出过质疑。但是德国和法国为了打造一个能与美国抗衡的大的经济体,不惜给一些穷国贷款。所以说未来欧元的风险仍然存在。”刘明彦表示。

    根据Wind资讯数据显示,2014年末俄罗斯卢布兑美元汇率大幅贬值了50%以上。针对这个与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金砖国家,刘明彦分析认为,“俄罗斯经济这些年发展速度相对比较快,但存在一个缺陷,就是产业过度依赖石油和军火的出口。同时,油价的决定权在美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美国让原油价格保持比较低的位置,俄罗斯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2014年以来,油价从100多美元/桶跌到50美元/桶,这重创了俄罗斯经济,使得卢布大幅贬值。历史上俄罗斯就曾因为1998年的卢布波动,宣布过违约。所以总体上来讲新兴市场都存在着违约的风险,这种信用风险往往超过汇率风险。”

    关于以色列的货币,刘明彦则认为其从2012年以来兑美元保持强势,因此风险相对较低。他认为中国对以色列的投资较多,并且以色列与美国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因此中国技术方面的进口,可能会更多地借道以色列。

    对于新加坡,刘明彦表示,“新加坡实际上是个城市国家,它也是‘一带一路’国家中投资风险最低的国家之一。新加坡元自1984年以来,长期兑美元保持强势,汇率风险很低。当然它也是学者对64个‘一带一路’国家研究中投资级别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谈到巴基斯坦时,刘明彦特别强调了其国内的风险,他表示,“最近特朗普指责巴基斯坦,认为它是恐怖组织的温床。在奥巴马时代,本·拉登就一直藏在巴基斯坦的首都附近。与此同时,它本身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汇率比较僵化,这种新兴市场国家如果汇率不波动,那肯定是独立汇率。但实际上它最大的风险不在汇率,而是对它的威胁。”

    而对于印度尼西亚这个亚洲国家,刘明彦则认为其风险相对较小。“印尼的汇率,在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崩溃过一次,卢比兑美元从2000贬值到了14000,贬值了85%左右。它的灾难性后果在于,如果你以美元作为债务,等于你的债务一下上升了7倍。从2010年以来,印尼的卢比兑美元的汇率也贬值了70%,但就亚洲范围来讲,它还是汇率风险比较小的国家。”

    “越南是离中国比较近的国家,也是‘一带一路’沿线比较重要的国家。”刘明彦向大家介绍道,“越南的汇率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和中国是一样的。当然其中管理是主要的,浮动是次要的。2005年以来,越南盾兑美元的比例,从16200贬值到22500,大概贬值了有50%,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但越南盾稳定的原因在于管理,它是不能自由兑换的,因此价格和市场是剥离的。这样的话,即使它价格稳定,但管制汇率以外的风险是难以控制的。”

    虽然我国对印度投资不多,但刘明彦认为其经济潜力巨大。他认为,“印度劳动力充足,人口不久也将超过中国。同时它的软件业一直保持着比较强的优势。尽管出于政治上的追求,它并不完全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其经济潜力依然是巨大的。”

    “由于长期贸易逆差,近十年来,美元兑卢比升值了70%。相对来说,新兴市场国家里面,唯一一个兑美元升值的国家大概就是中国。”刘明彦随后补充道。

    针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汇率风险,刘明彦也给跨境投资的企业们提出了防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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