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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对我国构建金融体系的启示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西方金融危机1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重温马克思的《资本论》,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借鉴金融危机的教训,对当下的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刻,意义重大[①]。

  马克思1867年发表了《资本论》,全面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发展规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是资本与生俱来的贪婪。资本主义供给的产品价值包含三个部分: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c)、付给工人的工资(v)、剩余价值(m),但需求只有前两部分。因此,资本主义的供给总是大于需求,两者之差就是剩余价值。

  资本的贪婪使其不断追求利润、扩大剩余价值,这导致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引发供给过剩。当这种供给过剩维持不下去时,危机不可避免。

  资本的贪婪也使其鼓吹自由、剪除规则,这往往导致自由泛滥、资本集中、生产过剩,支出过度[②]、债务膨胀、资产泡沫。

  资本的贪婪,还使其不断压低工人的工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当贫富悬殊使得工人的工资低到买不起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时,资本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危机爆发,工人揭竿而起。

  与马克思一样,西方经济学家们也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进行了思考,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和哈耶克1944年发表的《通往奴役之路》。他们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但对待危机的态度截然不同。

  与马克思相反,哈耶克认为危机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府干预扭曲了价格信号,导致的繁荣不可持续,埋下了衰退和危机的种子。为应对危机,哈耶克认为市场机制能够保证出清,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使得经济重新走向正轨,只要时间足够长,经济迟早会好起来。政府的财政等刺激政策,妨碍了市场原本具有的自愈能力,使国家背负沉重的债务,拖累了经济增长。

  与马克思、哈耶克相比,凯恩斯更为中庸。他认为危机的原因是人们对未来收益失去信心,资本边际效率崩溃,有效需求急剧下降。而危机和衰退中的悲观情绪阻碍了复苏,市场缺乏主动修复机制,不能保证出清,经济很难自我走出恶性循环。为应对危机,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进行干预,尤其是运用财政政策扩大投资,增加有效需求。

  相比于凯恩斯和哈耶克,马克思不只是个裱糊匠,他的抱负更为宏大,也走得最远。而这种不同,又与其个性和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资本论》依然有着惊人的魅力和解释力,他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他预言的资本与生俱来的贪婪,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由泛滥、贫富悬殊和经济危机,像魔咒一样时时刻刻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前世今生。

  尽管心中有着无比的忌惮和恐惧,但西方国家在实际发展演变过程中又不得不向马克思靠拢。这一轮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发生在2008年,但本质依然逃不脱马克思远见卓识的论断。今天,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尤其是在资本主义遭受危机的时刻。

  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发生于《资本论》发表六十年后的1929年。大萧条以前,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使得自由过度发展,资本过于集中,贫富差距悬殊,同时政府的纵容导致货币泛滥、泡沫加剧,最终危机爆发。

  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抑制自由化倾向,加强政府干预,工会发展迅速,高收入者薪水受到限制,贫富差距逐步得到控制,工人和资本的矛盾有所缓和。

  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四十年中,政府干预和凯恩斯主义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流行,经济重新回到自由化的轨道:国有企业再次被大量私有化,华盛顿共识被提出,经济中投入了过多的信贷,人们支出扩大并过度,债务攀升杠杆增加,资产泡沫积累并膨胀。

  同时,贫富差距再一次悬殊:限制高收入的条款被取消,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停滞[③],资本占有更多的利益,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曼昆被罢课、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事件再一次表明,矛盾在逐步积累并最终爆发。

  危机后,西方国家普遍加强了政府干预和金融监管,私营和金融机构的行为受到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态势有所遏制。

  表面上看,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产生于金融体系,但这只不过换了一个表象,危机的本质仍然是资本的贪婪及其导致的自由泛滥、资产泡沫和贫富悬殊。一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更有利于资本追逐并占有剩余价值,加大了贫富差距。比如新技术和自动化的广泛应用,机器取代工人的工作,导致资本雇佣更少的工人;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安排生产和雇佣劳动,从而在劳资谈判中取得更大优势。

  二是资本追逐利润从实业转向了金融领域。在资本主义的早期,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其开办更多的工厂、雇佣更多的工人来获取利润。但现在其已不满足于通过这种传统的、实业的、辛苦的方式占有剩余价值,而把目光转向了金融领域:热钱追逐新的投资标的,房地产泡沫成为新的投机方向;资本对利润的渴求,使其开发出各种复杂得连专家都看不懂的衍生产品;西方政治家们也不满足于已有的增长,而纵容向经济中投入过多的信贷。这些都导致债务堆积、杠杆过高、危机爆发。

  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与其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以由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有关。但根本上看,还是源于无法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贪婪导致的自由泛滥和贫富差距过大。

  资本主义所倡导的凡事标价和过度自由,削弱了人们之间的共性,磨灭了同舟共济的感觉,腐蚀了民主[④],结果让彼此越走越远(就像巴西等地泾渭分明的富人区和贫民窟,人们生活、工作分割,无法互动和协作,何谈包容与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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